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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年海洋贸易最有代表性的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12月,其宗旨是从事印度洋和大西洋贸易。从一开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只都有重兵压阵,在当时没有任何国际法、国际法院,也没有多国公认的“国际惯例”,跨国贸易公司的利益都只能由“枪杆子”打出来,并由“枪杆子”来保护。在最多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自己拥有一支26万人的军队(包括海军和陆军),大约是英国皇家军队的两倍。其他诸如“弗吉尼亚公司”、“麻省公司”等也都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的作用一方面是为海运护航,甚至用军队帮助强行开辟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为公司在海外的工厂等产权作保卫。但是,如果李四能得到30年的住房按揭贷款,假如年利息是4%,那么他每月只需付2300元就能立即买到100平方米的住房,而不是等10年。另一方面,正因为李四每月只要支付2300元(而不是每月存下4000元),那么他现在每月可多消费1700元收入,这显然有利于内需的增长。因此,住房贷款不仅能改善众多老百姓的生活,让每个人尽早住上自己的房屋,而且能启动更多的内在经济动力。实际情况并非这样。为看到改革开放对一般人的影响,我们继续采用前面讲到的实物价值基准,比较不同时期普通人的收入高低。据《物料价值则例》记载,1769年,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赚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鸡蛋。这些数字反映240年前北京普通工人一天的生产能力,或说收入水平。3833.com金沙首先是运输技术和通讯技术上的困难。正如以前讲到的,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火车主要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在英国、美国等早期工业化国家如此,在中国则更是如此。尽管晚清兴建了部分铁路,建设了有限的内陆运输能力,但低下的海运能力无法支持“世界工厂”所必需的规模跨国运输容量,大容量、低成本海运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还是二战期间才有的事。空运在当时更是无从谈起,第一个试飞成功的飞行器到1903年才出现。虽然电报发明于1844年左右,但其信息传输能力毕竟有限、成本也太高。电话于1886年在美国发明,但其普及使用也是后来几十年的事情。因此,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再有远见,也不能超越当时技术上的局限,更何况当时国人的技术教育还无从谈起。

3833.com金沙为看清金融创新在其中起的作用,我们不妨把一个居民的财富分成两部分:流动财富(比如现金、银行存款、股票、金银、房地产)和人力资本(humancapital),其中流动财富是随时可以变现的,而人力资本则不然,不可随时变现。人力资本的价值通常等于一个居民未来数年的劳动收入的总折现值。一般讲,年轻人的流动财富少、人力资本很高,而老年人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总之,一个人未来的收入越高,其人力资本则越高。近几年有关金融创新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企业融资上,融资工具与途径显然对企业是决定性的。实际上,金融创新对市场的另一方—消费者是同等的重要。在政府提供的就业保障、医疗保障或灾难救济都非常有限的时候,如果没有任何类型的贷款、没有任何类型的针对消费者的证券,那么居民的未来生活很容易一会儿太饱、一会儿太饿、有时太富、有时太穷。面对这种前景,居民们只好靠银行储蓄存款来规避风险,尽管银行存款是一种非常低效的避险工具。“文革”时期,买一辆自行车、一只手表要花120元左右,需花掉整整4个月的工资。到今天,同样这些制造品的价格可能没变,但一个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可以买8辆功能更多、设计更好的自行车,真实收入和生产力提高了31倍。按照肉本位算,真实收入也提高了5倍。

为进一步了解其中的道理,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经济的现状和美国过去70年的金融创新历程。图2–2给出北京市自1978年来的城镇居民储蓄率(人均年储蓄除以人均可支配收入),1989年的人均储蓄率为4.8%,随后年年上升,到1998年为17.7%,1999年为18.3%。这种高积蓄率一直成为经济政策决策者的痛点:如何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呢?当老百姓不肯花钱时,经济只能以出口为增长点。但像过去几年一样,在国际经济处于萧条时,出口增长就成为问题。以往的做法是:当出口吃紧而国内老百姓又不肯自愿花钱消费时,政府只好通过发行公债把银行储蓄借过来,代替老百姓花费。于是,过去几年中政府只好增发国债,然后将借来的钱大量投入高速公路、桥梁和其他基建项目以及学校建设等。那次海牙会议开启了律师主导国际关系会议的先河,也为国际社会秩序靠“法治”而不是“武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历史事实对今天的中国应该有许多启示,中国的法律教育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恢复,到今天虽然已有20万左右的律师从业者,但包括外交部、外贸部(即今天的商务部),甚至司法部在内的政府部门还是以理工科或者人文学科背景的人为主,前几年参加跟各国的WTO谈判的居然鲜有法律背景的人。当面对另一国家的律师出身的政府官员时,在谈判桌上代表我们中国的工程师官员们怎么可能与对方有共同的语言?怎么能在共同的语境下说话?这是否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我国的国际行为靠近“国际惯例”之前还有许多课要补?在中国变成经济大国的同时,国际公关形象也必须与之相配。海牙会议后,危地马拉于1912年拒付欠英国的债务,洪都拉斯于1914年拒付法国债务。印度在1947年独立时也取消了一些外债。还有土耳其、埃及、墨西哥、尼加拉瓜等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时期拖欠过债务。但所有这些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都没有因不还债而遭到武力打击。债务违约的国家因受主权保护而不遭武力进攻,这当然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投资者的产权也不能不保护,否则就不会有资本跨国流动,没有国家、公司和个人愿意买外债,跨国直接投资也会受到负面影响。3833.com金沙但国民政府又是生不逢时,虽然那时中国市场经济(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可是即使国民政府想通过保持对外开放、通过外贸发展经济,其他国家并不一定有兴趣,因为在1930年美国、英国、西欧等都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大危机。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5%,西欧国家也类似。在当时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非市场经济理论影响下,各国大大提高贸易关税壁垒,连历来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也抢先把自己的经济国门关起来。1913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关税基本是零,德国的关税平均为13%,法国的约为20%。但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进口关税上升到50%,德国、希腊、瑞士、奥地利等国的关税都升到75%~80%,法国的关税升到97%,同时所有这些国家都限制或干脆禁止许多商品的进口。美国的情况也类似。从1914年一战开始到1945年二战结束的31年间,是过去200年中世界贸易格局最黑暗的时期。

因此,成立更有约束性的国际组织十分必要,以便更好地平衡国家主权和投资者产权之间的关系,等等。第一次努力是1920年成立的“国际联盟”(TheLeagueofNations),但该国际组织并没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因此其信度一落千丈,在二战期间停止运作。1944年,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正式着手准备“联合国”的成立工作,那也是中国第一次以建设性的姿态参加国际秩序的组建,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联合国于1945年10月正式成立,理论上成为“世界政府”。在乾隆中期的北京,1000斤大米的价格是14.18两银子。那么,4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4.8亿斤大米。而今天北京的米价1斤1.4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68.1亿斤大米,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谁的收入更多就一目了然了。在不存在“世界政府”或“世界警察”的情况下,直到1907年仍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执行跨国合约、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还是使用武力,以强制性武力来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于是,那些弱小的国家对国际秩序无发言权,而那些军事强大的国家都把“武力执行合约,武力保护产权”看成是债权国必有的一种权利。因此,当一个国家因另一国家的政府(或公司)赖账或者侵占其在海外的产权而发动武力攻击时,其他国家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像张大姐和加油站这样的故事很多,类似的行政性关闭命令往往以“保证质量”、防止“恶性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为由。但是,谁来保证具体行政命令真的与这些原则相符呢?谁来掌握这些主观、模糊原则的分寸呢?—这些故事说明,当对行政权力缺乏实质性司法审查和可靠立法监督的情况下,中国目前的创业环境艰难(关于这一点,我在《什么妨碍我们创业?》一文中有更多讨论)。面对产权的未来处境的不确定性,即使张大姐和那些投资兴建成千上万个加油站的创业者们已经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成功,他们也不敢感到“很富”、不敢去增加消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成功创办的资产的价值是非常脆弱的,这些资产的未来太不确定了。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妨碍创业者的积极性,而且迫使每个人把已经挣来的收入尽量积蓄在银行而不去消费,经济增长链因产权的未来不确定性而被卡住了。

受益于改革开放,到今天,虽然农民真实收入在过去二十几年增长了许多,但农民的生活还非常苦。不过,如果我们假设一下,设想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没有受到诸如战乱等的被迫中断,而是一直像过去二十几年那样让资本全球化的力量主导中国,那么农民的生活条件今天会如何?那些战乱等多次中断了农民改善生活的进程,户籍制度、就业身份歧视、教育身份歧视、制度化的城乡歧视与地区歧视等制约了农民发展的机会,进一步改革开放才是解放农民的途径。产权保护不只是指“属于张三的有形物,别人不可以剥夺”,也指“属于张三的未来现金流权利,别人不可剥夺”,这种现金流权利可以是有形的(比如只要张三拥有帝国大厦的产权,那么该大厦产生的现金流就属于张三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例如,几年前《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过一个发生在北京三里屯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中,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妇女(我们不妨称她为张大姐)看到,住在三里屯的外国人很多,但却没有一个专为他们服务、适应他们生活与饮食习惯的杂货店。于是,张大姐租下一间屋子,开张一家专为外国居民服务的杂货店。她的服务质量赢得了众多常客,生意越做越大,张大姐也慢慢开始雇佣多个员工、装修店铺。可是,正当张大姐的生意越来越火,她店铺的未来现金流也日益上涨(因此其杂货店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日益上涨)的时候,行政部门却以她没有这样那样的许可证为由令张大姐关店。农村出身的张大姐无可奈何,她觉得有了这几年办店的机会就让她很满足了,不知道她还有对相应部门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当然,即使她知道能进行行政诉讼,她也不一定会相信法院能保护其无形的财产权与创业权。就这样,张大姐未来的现金流权利被毁灭,她多年建立的品牌、服务名声等无形资产被毁了。被关掉一段时期后,张大姐又在三里屯另觅他处重新开店,想法找回过去的常客。可是,两三年后当她的店铺重新开始赢利时,她又被命令关门。就这样,张大姐的杂货店平均两三年就被关一次,然后又再换个地方。经历头两次后,张大姐领悟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反正不久又要被关,她只好选择不怎么装修、不花钱扩张、不雇佣太多员工。当产权得不到保证时,张大姐的致富道路只能受限,不敢扩张业务,赚了钱自己也不敢消费。不过,财富创造能力的“广度”力量不只是这些,还包括创新所带来的全新收入机会。像电力、石油、汽车、飞机、电话、电脑、电影、电视、报纸,甚至软件和互联网等,这些现代行业都是200年前所没有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增加财富创造力的“深度”或说“强度”,而且也开拓出全新的收入领域,使财富的容量发生质变,以至于今天中国GDP的85%以上来自这些现代行业。1907年的海牙会议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律师主导的国际会议。这些律师们共同的职业训练使他们习惯性地尊重程序规则、尊重事前确定的“法治”,也让他们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职业精神是通过仲裁和独立司法来解决人们之间、企业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纠纷,是要讲“文明”,而不是付诸武力。相比之下,在1864年的日内瓦世界大会和19世纪召开的其他国际和平会议上,律师背景的代表只占极少数,因此那些会议也不太可能达成协议,废弃武力解决国际债务纠纷的历史惯例。

所以,用一篮子消费品来评判同一时代不同地区间的收入水平,其意义很大;但依此评估不同时代间的收入,问题就很严重,因为今天的一篮子消费品跟昔日的一篮子不是同一回事。今天一篮子消费品的不同,这本身就是进步,当然也证明“改革开放”165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好处。如果我们以这种因进步而动态变化的东西作为价值基准,那么再大的变化也会被内生成为无变化了。从1999年至2002年9月,金融机构在全国累计发放助学贷款66亿元,帮助了112万名困难学生。这些举措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实际需求远非如此。据有关专家估计,一个子女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全部费用约为2002年平均家庭收入的3倍。即使按每年20%的储蓄率计算,这等于要一个家庭持续节省、储蓄15年(假如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约等于教育费用增长速度)。由此可见,解决教育贷款问题几乎可达到住房贷款对经济增长同样的刺激效果:让子女拿他们未来的收入(人力资本)为自己的教育投资,让年轻的父母更多地享受他们今天的收入。当然,教育贷款与住房贷款在操作上确实有别,因为房屋本身是住房贷款的直接质押物,而教育贷款则并无质押物,而是以学生的人力资本为质押(无形资本)。因此,教育贷款更需要法制的支持。3833.com金沙根据《全国住房法》的授权,联邦房管局于1938年成立“联邦全国住房贷款协会”,也简称为FannieMae,其作用是从银行手中买走住房贷款,搞活二级住房贷款市场。这样一来,在银行为居民作按揭贷款后不用担心手中持有的住房贷款的流动性问题,这反过来又促使银行更愿意向居民作房贷。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随着二战结束,许多从前线回来的军人开始成家立业。为照顾这些军人成家,国会于1944年通过法案授权退伍军人服务部为退伍军人免费提供住房贷款担保,而且要求即使借款的退伍军人无法支付任何首期款也应为他们担保。1970年,由FannieMae分离出来的“政府住房贷款协会”(GinnieMae)开始推出住房贷款证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其运作方式是把不同种类、不同地区的按揭贷款打成包,然后将该贷款包分成数份、以质押证券的形式向公众和机构投资者发行。这一金融创新成为首例成功的资产证券化,它大大扩张了住房贷款的资金来源,不仅让更多居民得到利息更低的住房贷款,而且也为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提供了更好的分散风险的手段、增加其投资资产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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